▲公众质疑的不是算法本身，而是“不透明”。图/IC photo
据经济日报报道配资代理平台，12月10日，货拉拉正式公开建议到达时间及装货准点率算法规则，目的是让货运行业的时间规则更透明，优化平台接单司机的“时间体验”。
在此之前，由于司机对平台时间规则不甚了解，又渴望提高时间利用效率，在抢单时极易产生焦虑心态。算法规则的透明，使接单司机不用再胡乱猜测。
比如有司机坦言，之前担心准点率影响抢单，遇到堵车或客户临时调整时间时压力很大，如今知道准点率与中单无关，“不用再拼命赶路，和用户沟通清楚就好”。
货拉拉不是第一家公开算法规则的公司。今年4月，抖音就在其新的安全与信任中心网站上，首次公开了算法推荐系统的原理、用户行为背后的算法推荐逻辑等内容。
8月份，北京市网信办也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有关要求，指导和推动了抖音、百度、美团等首批6家属地主要网络平台公示算法规则原理。
各平台对算法规则的公开，直指长期以来饱受诟病的算法“黑箱”，回应了社会关注，同时也为构建一个透明、公平、可问责的算法治理体系迈出重要一步。
以算法透明解决算法争议，这是AI大爆发的当下，中国互联网企业正在推进的具有标志意义的治理尝试。在技术快速演进的时代，通过公开透明，让算法从“不可见的力量”回归为“可理解的工具”，为人工智能技术祛魅，也为公共讨论降噪。
网络“黑话”并非算法所致
算法与算力、数据并称为人工智能三要素，正日益成为无处不在的新质生产力。但近年来围绕算法的争议几乎从未停止，公众在震惊于算法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对算法产生了巨大疑窦。
公众既渴望掌握算法规则以便为我所用，同时又担心算法正在被滥用、侵蚀个体权益、产生不良社会后果，继而引发算法为“恶”的价值判断。
比如，算法是否正在放大情绪与对立？是否正在制造“信息茧房”？是否正在导致“群体极化”？是否存在歧视？是否在左右商业与社会机会？
毫无疑问，现实中确实存在互联网公司因商业竞争追求利益而治理不严，并因此引发监管或舆论争议的案例，这也是算法要被纳入监管范畴的原因。
但客观说，现实中也有大量对算法的质疑是出于对信息不对称的误解。由于不了解算法的运作规则，公众会基于结果做出种种猜测，引发种种争议。
从这个角度讲，货拉拉、抖音等平台对外公布算法规则，就算法运作与公众进行沟通对话，是值得尝试的化解矛盾之道。
比如，经常有网民质疑，目前短视频平台上各种“黑话”的产生，是否为算法导致？如主播们认为一些特定的词语会被平台限流，于是不约而同地选择用某种“黑话”代替，如把多少钱叫“多少米”，把万叫“W”，把在哪儿买的叫“在哪儿M的”……
对此，抖音副总裁就公开回应称：“平台没有规定提‘钱’会限流，把钱说成‘米’是用户和运营教程里的以讹传讹。”
在近期抖音举办的算法媒体沟通会上，抖音进一步回应了平台不会对“钱”等词语限流。之所以会以讹传讹，可能是主播在直播的时候因违规遭受处罚，但其又不知道具体是出于什么原因，于是自行琢磨出各种违禁词汇。此前，抖音还发布了《规范表达沟通手册》，明确表态不提倡用拼音、表情包、符号等不规范用语，鼓励创作者正确使用语言文字。
其中就提到，“钱”“人民币”“万”“元”“团购”“免费”等词可正常使用，但虚假宣传（如虚构促销活动、以“免费”骗取流量）将被处罚。
这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案例，公众对算法流量分配机制有误解，平台发现这种误解后，应对公众进行解释，通过信息透明机制破解以讹传讹。这类“黑话”能流行起来，正说明创作者对流量存在一种“黑箱”想象，相关解释成本很高，算法公开透明工作仍任重道远。
算法本身其实没有原罪
需要指出的是，对公众而言，在互联网上，这类基于自身体验判断对算法的误读大量存在。
比如，《牛津词典》将愤怒诱饵（rage bait）列为2025年度词汇，意指在社交媒体中利用敏感话题引发用户愤怒情绪从而引起流量狂欢的现象。一些猜测就认为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正在故意将“愤怒诱饵”加入算法规则中，以增加流量。
而事实是，尽管创作者有巨大动机用“愤怒诱饵”内容博流量，但社交媒体平台不可能欢迎这类“恶流量”，这有悖于平台的根本利益或商业利益，现实中当过“群主”的普通人也很容易理解这一点，愤怒的情绪虽然可以增加群活跃度，但也会导致好友退群。品牌方也不会喜欢一个情绪对立严重、内容不可控的投放环境。
全球范围内，几乎所有社交媒体都在追求积极友善、丰富多元的社区氛围。事实上，放眼人类历史，在算法出现之前，宗教战争、政治迫害、群体对立也从未缺席。将复杂的人性与社会冲突，简化为“技术原罪”，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技术不会自我辩解，成了最方便的归因对象。
公众的担忧需要被看见
在围绕算法的争议中，还有“信息茧房”“群体极化”这类高频词。但这些概念在公共讨论中的使用，往往脱离了严格定义，更多是一种主观体验的表达，所谓“遇事不决，量子力学，归因无方，信息茧房”。
且不说“信息茧房”是否真正存在学界还没有定论，单就类似“信息茧房”这种现象来说，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本质上是社会分歧在数字空间中的一种映射。与其说算法把世界变“窄”，不如说是人类在信息洪流中，更容易被自身情绪牵引。算法推送的是世界的切片，而非世界本身。
假设没有算法，人类其实依然会强化关注那些自己喜欢的、认定的话题。相反，或许未来要破解这种不断被强化的主观认知，还是要依靠算法来打破所谓“信息茧房”。
技术本身并非天然向善，也并非注定为恶，但掌握技术的企业应正视和理解公众对技术的“恐惧”。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对权力不对称的恐惧。公众担心算法成为隐形支配力，会左右商业机会与社会机会：商家、创作者担心算法决定曝光、流量；普通用户担心算法定价、画像影响消费选择，被算法歧视。公众质疑的不是算法本身，而是“在不透明状态下运行的算法”。
放眼全球，网络治理始终是共同难题。无论是欧美关于平台责任的立法博弈，还是发展中国家对技术风险的警惕，都说明一个事实：技术越强大，社会越需要理解它、规范它。
在这一语境下，算法透明具有多重意义。它不仅体现在对用户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重视，而且正在建立一种互动机制；它并非单向度的“解释”，而是尝试通过公开算法理念和治理思路，吸纳社会反馈，反向优化系统设计，逐步形成共建共治的良性生态。
撰稿 / 信海光（专栏作家）
编辑 / 迟道华
校对 / 刘军]article_ad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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