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炒房客的钱多到什么程度呢，有的炒房客没有驾照，又是走私的车辆，有交警来查车配资操盘炒股配资开户，就直接将车钥匙丢给交警，这车不要了。
倒卖地皮或楼花，赚到的钱纷纷的进入了炒房客自己的口袋，而停留在图纸上的房子，却被高价抵押给银行。
在中国传统教育理念里面，守规矩是个美德，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是中国人对晚辈最大的期许。
但是事实上，世界是由不守规矩的人创造出来的，1982年年底，东湖新村落成，广州实属不讲武德，打着三来一补的名头，引来港资给自己建立一个大型的住宅区。
3年前，这3.1万平方米的土地，还是破旧不堪的旧村落，3年之后已经成为人人艳羡的居民楼。
广州东山区以近乎白嫖的成本，得到了2万多平方米的住宅，当然，700元每平方米的售价，也不是谁都能住得进去的。
大单位外轮公司、华侨公司、电力局、电信局、广东保险公司纷纷下场买房，再作为福利房分给职工。
东湖新村的建成，无疑是一个完美的范例，唯一飘在广州领导心里面的疑云，就是这三来一补的名头，还能用多久，国家的土地这么用，将来会不会有一天被拉清单。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广州的疑虑还没有想明白，深圳已经干了起来，在深圳看来，广州这个白富美已经珠玉在前了，我深圳就是个跑腿的，那就更管不了这么多了。
1979年的3月，深圳由县改为市，深圳特区建立，全国干部支援深圳，那是风起云涌。
但是来了总得有地方住吧，深圳房管局的头上就多了一道任务，一年之内，按省科级以上干部的住房标准，建好2万平方米、近300套的干部宿舍。
深圳当年的财政收入是3000万出头，300套宿舍的成本，根据当时深圳房管局的计算，大概需要200万元。
但是深圳纪委大笔一挥，50万就这么多，再多要一分也挤不出来，缺钱你自己想办法，实际上这答应好的50万，最后财政也没能拿出来。
当时中央给深圳的方针是，钱我是没有的，但是政策能给我就尽量给，既然广州能用三来一补的名义让外资来建房，那么深圳也能。
深圳房管局立马照猫画虎，搞了一个补偿贸易，大致的模式是港商出钱，深圳出地合作建房，利润双方分成。
在得知深圳有意向合作建房之后，香港妙利集团的董事长刘天秀，就在别人观望的情况下进入深圳投资。
据当时的房管局副局长骆锦鑫回忆，因为深圳交通不发达，当时刘天秀就骑着单车跑到房管局来聊投资。
当然，这个刘天秀早在一年前的1978年，就透着改革开放的门缝，跑到深圳来投资了，而且尝到了甜头，罗湖的皮鞋厂、竹园宾馆等七八家公司都是刘天秀投资的，而且都赚到了钱。
刘天秀和深圳的房管局一拍即合，双方立马签订了补偿贸易的合同，深圳负责找工程队来施工，刘天秀呢，就负责在香港销售。
刘天秀开出的价码是利润三七开，刘天秀三、深圳七，但是深圳也算了一笔账，在香港只要有地，银行就能给贷款，刘天秀投资的钱，其实是香港的银行在出。
只要倒一手就能拿走三成的利润，有点太多了，于是深圳提出，利润呢，深圳拿走85%，刘天秀就拿15%吧，没想到刘天秀还同意了。
这就是新中国的第一个纯商品房小区的由来，为了减少风险，堵住悠悠之口，深圳还特意把小区的名字，和广州的那个港资建房的小区名字，取得出奇的一致。
广州的叫东湖新村，深圳的这个就叫东湖丽苑，言外之意就是你东湖新村建得，我东湖丽苑难道建不得。
事实确实如深圳所料，凭借合同，刘天秀就从银行搞到了建房的启动资金，而后房子还在图纸上的时候，刘天秀就在香港开始卖起了楼花。
均价2730元每平方米，还不到香港楼价的一半，而且为了促销，深圳还同意一次性付款打九五折，同时允许购房入户，每家大约配备三个户口的名额。
因为便宜，在香港这批房子据称有5000多人排队抢购，最后只好抽签订房，一次性售罄，可以说这次合作双方都赚得盆满钵满。
深圳掰了手指算了一下，好家伙，这一下就赚到了500万，给干部们建宿舍的钱不仅搞齐了，而且还留了不少的利润。
另外说一句，这个楼盘很多香港人是只买不住用来投资，可以说中国最早的房产投资客也在此刻诞生了。
但是比起挣了500万，给深圳震撼更大的是刘天秀的资金操作，在当时深圳干部的脑子里面，利润是什么，利润应该是房子建完了交付了，剩下得到的钱才是利润。
但是刘天秀一拿到卖楼花的钱，除了预留少量的钱给工程项目打款之外，剩下的立马就被腾挪起来，刘天秀拿着这笔钱进口了各种台湾电器，倒腾到深圳来卖，又是大赚特赚。
深圳干部第一次明白，为什么刘天秀愿意只拿15%的利润，因为光是这么一大笔钱，拿来倒腾进口产品，赚的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原来钱还可以这么玩儿。
资本主义着实给深圳的干部好好的上了一课，当然在未来，国内的开发商将会把资金玩的比这个港资老师傅更溜，我们先按下不表。
虽然在当时有人大谈，东湖丽苑项目是给资本家建的安乐窝，是租界，是卖国，但是行政上呢，无论是广东省还是中央，都是观望的态度未置可否。
记住，对于出格的事情，如果不反对，那就是变相的鼓励，由此当时上层的态度是可以被揣摩出来的，这也给深圳继续往前闯提供了胆量。
根据深圳和刘天秀的合作合同，拿到利润得等到小区建设完毕，周期长，而且没办法给当下的建设提供额外的资金。
怎么才能像刘天秀一样，提前就能吃到利润呢，1980年年底，深圳想明白了，不合资、给外商独资，利润我也不来分了，但是我得先收钱。
既然国家不让收地租，那我就收土地使用费，这样不仅我能提前把利润给吃掉，那后面建房是赚是亏，开发商是不是把卖楼花的钱拿出去倒腾，我都不用来承担风险。
说干就干，第一个收了土地使用费的小区是罗湖小区，根据当时的记录，土地使用费5000块钱一个平方，合同签订后先交50%，其他的在开发商卖楼花的时候全部交齐。
另外商住区二楼以下当商场，上面做住宅，这个商场归深圳，住宅归港商，港商把住宅拿到香港去卖，赚了亏了都是港商的。
就这一把，深圳收了香港三家开发商20年的土地使用费，一共1亿5000万，后来按照这个方法，罗湖又出让了四块土地，收了五个亿的土地使用费回来。
而这也成了建设罗湖的原始资金，来，还记得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说，深圳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钱吗，对，3000万，光罗湖的这五块地，就够当时的深圳干16年。
而借助土地使用费，第二年深圳的财政收入开始指数级的增长，根据深圳财政局的统计，深圳1980年的财政收入是3000万，1981年就直接跳涨到8000万。
1983年呢，就是1.5个亿，1984年接近三个亿，拿着金饭碗讨饭的深圳开始点土成金。
当然，有金钱的地方，就有对权力的围猎，概莫能外，从1980年，深圳开了收土地使用费的先河之后，立马各方的利益团体都来了。
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土地是可以无偿划拨、无偿使用的，有的领导来打招呼了，有的领导来递条子了，有的领导的子女也来掺和一脚。
今天无偿划拨出去的土地，明天一扭头就被人转让出去牟利了，屡见不鲜，土地也慢慢的成为了腐败的温床。
直到1984年，深圳开始规定，所有的土地都必须有偿使用，但是这个有偿到底是怎么有偿，这个价格到底谁来定，那又是博弈的空间了。
乱象呢，一直持续到1986年，当年12月份，一份名为《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报告》，被送到深圳市领导的案头。
这份报告全面介绍了香港的土拍制度，报告写道，香港政府把全港的土地收归政府，在全面规划和初步开发的基础上，采取高地价政策，通过政策和公开拍卖的形式，为香港政府获取了巨额的收入。
香港政府通过供应和拍卖经过规划的土地，有效地控制了整个城市的建设，控制了基建的规模，刺激并带动了金融、股市和香港整体的经济发展。
那深圳的土地能不能也拿来拍卖呢，如果拿来拍卖，第一能够试探市场能够承受的价格，第二也能稍微堵住腐败的口子，由此，土拍的这个想法便开始酝酿。
而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也颁布了，明确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使用权，是可以依法转让的。
国家土地管理局也在当年正式成立，成立之后的土地管理局，向国务院提出了土地出让的试点，而深圳仍是首批的试点城市。
这也意味着，深圳之前稍显灰色的土地使用费，马上就要转正了，1987年12月份，全国市长会议在深圳召开，天时、地利、人和。
借着有中央的领导和各兄弟城市都在深圳的东风，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举行一次土地使用权的拍卖，并邀请17个城市的市长和中央机关参加。
1987年12月1号，一块8000多平方的住宅用地，50年的使用权在深圳正式上架，竞拍底价200万，44家企业竞标，其中九家是外资。
最后，深圳房地产有限公司，以525万元的总价成交，超出底价300多万，平均地价为611元每平方米，这次拍卖也被称为中国第一拍。
既然土地拍卖都拍了，那再禁止土地转让就不合适了，四个月之后，1988年的4月12号，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条款。
将原来宪法中禁止出租土地的条款删去，并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明面上的土地禁锢至此放开了。
而立马接力深圳的是魔都上海，1988年8月8号，虹桥经济开发区26号地块，通过国际招标，以2805万美元的中标价，成功转让50年使用权，在海内外引起了剧烈的反响。
而由于上海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土地批租不仅在法律层面上，更在人心层面上变得合法合规。
而80年代之后，在未来的三四十年里面，土地也将逐步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土地能卖并不代表，能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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